C 打電話來說小孩好不容易去參加夏令營，有個空檔，她要搭火車上來看我。我笑說怎麼說『好不容易』，好像巴不得孩子不在身邊，她說當媽媽是7-11沒有休息的一天，現在天賜良機夏令營有兩天，她要好好把握。我們趕快約了隔天的中午，我問她想去哪裡，要不要去看展覽，她馬上說天氣太熱，哪裡也不需要去，就來看我，隨便吃什麼都好，『乾脆我買便當去好了。』她說，我大笑答：『太好了，那買鐵路便當。』
掛上電話，不禁想起有一年我在H市教書，一個禮拜有一天的課，C 也在那裡教書，我們便約好下了班在火車站見面。我下課後從學校走到火車站，等火車的同時，C會來與我碰面，她總是帶西點麵包和飲料給我當晚餐。我們在候車室聊天吃東西，陪我等車，等我的車到了，她再回家。在H市教書的那一年，現在想起來C 好像沒有一次沒有來陪我，而我也覺得理所當然。
因為C不是普通的朋友，我們八歲就認識了。小學二年級時，C 轉來我們班上，因為我們一樣高，便坐在一起，再看看名字，竟然非常相似，名字裡有個字還是同樣的，自此之後，我們給彼此的信件，開頭和署名是同一個字。時間用飛的，嘩嘩嘩地四十個年頭就這樣從指尖溜走了。倏地，站在我面前的是四十多歲容顏的C，我們互看彼此，她喜歡叫我的全名，好像小學生一樣，聽得我就笑了。而我就叫她一個字，也好像在叫我自己般。看著她，一點也不覺得有什麼變了。
我們在客廳坐下，面對面，她看出去的是台北遠方的山，而我看到是一張烙印在童年的臉，總是好奇的大眼睛，總是爽朗的笑聲。問起她的小孩，小襄，她說今年也十三歲了。我大吃一驚，什麼？這麼快？長得已經比我們高了，很愛畫畫的一個孩子，從小時候起，會拿筆後，沒有離開過畫紙。記得上次去看她，她的家裡到處都是小襄的畫，顏色鮮豔，筆觸大膽，再瞧瞧小襄，小小的個子，調皮活潑，問她一幅畫給阿姨好不好？她皺起眉頭，沒有說好也沒有說不好，我想這些畫真的都是她的生命，豈可分開？
去年他們面臨了一個難題，小襄想上美術班，但不知道美術班的教法她會不會適應。小襄屬於創作型的孩子，她不喜歡太制式化的教法，幾經考慮，還是去讀了美術班。雖然畫畫課不盡都是她喜歡的主題，但小襄很珍惜可以畫畫的時間。反而是普通科目帶給了他們意外的壓力。小襄的理化不是很好，C 笑說這個像她，她也了解小襄盡力了，知道她的強項不在此，但是導師常約談，她也不知道要怎麼告訴老師，再多的約談或補習也無法改善小襄的理化成績。
我了解。國中時理化不好，也去補習加強，但就是考不好。爸媽很能接受這個事實，常常鼓勵我，告訴我只要我盡力了就好。我想那時候的導師應該很頭痛，因為我們是A段班，分數一平均下來，被這些考不好的學生拉下不少。導師雖然沒有找爸爸媽媽約談，但從老師看我的神情，知道自己做錯了什麼。C 說她也記得，所以不希望小襄會有這樣的經驗，她很希望導師可以了解小襄為何理化不好，希望導師可以多看看小襄的優點，而不是著重在她考不好的科目上。我想台灣的學生不管讀什麼班，壓力都是一樣大。
說起壓力，我問C記不記得我們小時候的音樂班，那時叫節奏樂隊班。四年級的時候，老師把我們編在一個班級，分配了樂器給每個同學，每天我們有一堂合奏課，大家練練樂器，上上樂理課，寒暑假回學校練習。同學常常聚在一起練習樂器，不會彈或吹的同學總有人會幫忙。因為音樂，所以同學之間有很特別的聯繫，因為練習，所以同學之間也有很好的默契，因為好玩，所以也不覺得有壓力。就這樣，我們參加比賽，還得了獎。有一次，我們遠征到台北的福星國小參加省賽。說著說著，我激動地搖著C說，福星國小，你記得嗎？我們第一次到台北來，就是來比賽呢！
C 無情地搖搖頭說她不記得福星國小，倒是記得練習節奏樂隊時有很大的壓力，而且那壓力還是來自我！我？真的？『怎麼會呢？』我吃驚地問。她笑說那時有一首曲子，最後有一小段鋼琴獨奏，老師要我多練習。記得那時只要有時間，我就乖乖地在教室練琴，一遍又一遍，一遍又一遍。每次老師要我彈，她就會很緊張，替我緊張，每次上合奏課，她就壓力很大——為我壓力很大。
那首曲子是『玩具兵進行曲』，其實最後的那段獨奏，現在想起來真的也沒有什麼，就兩個八度的下行半音音階，如玩具兵排在一起，一個接一個倒下來，而我的音階就是那畫面的配音。小時候不夠穩，有時候彈得好，有時候彈得不好，我好像也沒有太大的壓力，因為我知道我很努力練習了，剩下的就看看那天我的表現（或運氣？），只是沒有想到C 卻為我那麼緊張。她說當時很多同學羨慕我會彈鋼琴，但因為這獨奏，看到我所受到的壓力，反而慶幸自己不會彈琴。
我哼起玩具兵的旋律，有著樂聲的童年似乎就是不一樣，不管何時回頭看，總是快樂無憂的，如玩具兵的十六分音符，跳躍得過每一天，即使要面臨獨奏的壓力，也不覺得困難。可能因為C一直為我禱告，可能知道彈不好就再來一次，沒有什麼大不了。
看看時間，C 得趕火車回去接小襄了。我陪她走到火車站，想起小時候我們放學後一起走田埂回家，那時八歲的我們，也是這樣一路有說有笑；幾十年後，她陪我在火車站吃麵包等火車；到了現在，我送她到火車站，謝謝她來看我，她皺眉頭說這有什麼好道謝的，突然有些感傷地問當我們六十歲的時候，她還會來這樣看我嗎？她想都沒想，答道：『當然啊。』在車站上，看她走進月台，對即將來臨的未來，安心地知道有些東西不會改變。走回家的路上，想著玩具兵的音樂，也想再試試那音階，若有機會再彈一次，我知道絕對不可能會失敗，因為童年的音樂與笑聲，永遠永遠不會消失。
掛上電話，不禁想起有一年我在H市教書，一個禮拜有一天的課，C 也在那裡教書，我們便約好下了班在火車站見面。我下課後從學校走到火車站，等火車的同時，C會來與我碰面，她總是帶西點麵包和飲料給我當晚餐。我們在候車室聊天吃東西，陪我等車，等我的車到了，她再回家。在H市教書的那一年，現在想起來C 好像沒有一次沒有來陪我，而我也覺得理所當然。
因為C不是普通的朋友，我們八歲就認識了。小學二年級時，C 轉來我們班上，因為我們一樣高，便坐在一起，再看看名字，竟然非常相似，名字裡有個字還是同樣的，自此之後，我們給彼此的信件，開頭和署名是同一個字。時間用飛的，嘩嘩嘩地四十個年頭就這樣從指尖溜走了。倏地，站在我面前的是四十多歲容顏的C，我們互看彼此，她喜歡叫我的全名，好像小學生一樣，聽得我就笑了。而我就叫她一個字，也好像在叫我自己般。看著她，一點也不覺得有什麼變了。
我們在客廳坐下，面對面，她看出去的是台北遠方的山，而我看到是一張烙印在童年的臉，總是好奇的大眼睛，總是爽朗的笑聲。問起她的小孩，小襄，她說今年也十三歲了。我大吃一驚，什麼？這麼快？長得已經比我們高了，很愛畫畫的一個孩子，從小時候起，會拿筆後，沒有離開過畫紙。記得上次去看她，她的家裡到處都是小襄的畫，顏色鮮豔，筆觸大膽，再瞧瞧小襄，小小的個子，調皮活潑，問她一幅畫給阿姨好不好？她皺起眉頭，沒有說好也沒有說不好，我想這些畫真的都是她的生命，豈可分開？
去年他們面臨了一個難題，小襄想上美術班，但不知道美術班的教法她會不會適應。小襄屬於創作型的孩子，她不喜歡太制式化的教法，幾經考慮，還是去讀了美術班。雖然畫畫課不盡都是她喜歡的主題，但小襄很珍惜可以畫畫的時間。反而是普通科目帶給了他們意外的壓力。小襄的理化不是很好，C 笑說這個像她，她也了解小襄盡力了，知道她的強項不在此，但是導師常約談，她也不知道要怎麼告訴老師，再多的約談或補習也無法改善小襄的理化成績。
我了解。國中時理化不好，也去補習加強，但就是考不好。爸媽很能接受這個事實，常常鼓勵我，告訴我只要我盡力了就好。我想那時候的導師應該很頭痛，因為我們是A段班，分數一平均下來，被這些考不好的學生拉下不少。導師雖然沒有找爸爸媽媽約談，但從老師看我的神情，知道自己做錯了什麼。C 說她也記得，所以不希望小襄會有這樣的經驗，她很希望導師可以了解小襄為何理化不好，希望導師可以多看看小襄的優點，而不是著重在她考不好的科目上。我想台灣的學生不管讀什麼班，壓力都是一樣大。
說起壓力，我問C記不記得我們小時候的音樂班，那時叫節奏樂隊班。四年級的時候，老師把我們編在一個班級，分配了樂器給每個同學，每天我們有一堂合奏課，大家練練樂器，上上樂理課，寒暑假回學校練習。同學常常聚在一起練習樂器，不會彈或吹的同學總有人會幫忙。因為音樂，所以同學之間有很特別的聯繫，因為練習，所以同學之間也有很好的默契，因為好玩，所以也不覺得有壓力。就這樣，我們參加比賽，還得了獎。有一次，我們遠征到台北的福星國小參加省賽。說著說著，我激動地搖著C說，福星國小，你記得嗎？我們第一次到台北來，就是來比賽呢！
C 無情地搖搖頭說她不記得福星國小，倒是記得練習節奏樂隊時有很大的壓力，而且那壓力還是來自我！我？真的？『怎麼會呢？』我吃驚地問。她笑說那時有一首曲子，最後有一小段鋼琴獨奏，老師要我多練習。記得那時只要有時間，我就乖乖地在教室練琴，一遍又一遍，一遍又一遍。每次老師要我彈，她就會很緊張，替我緊張，每次上合奏課，她就壓力很大——為我壓力很大。
那首曲子是『玩具兵進行曲』，其實最後的那段獨奏，現在想起來真的也沒有什麼，就兩個八度的下行半音音階，如玩具兵排在一起，一個接一個倒下來，而我的音階就是那畫面的配音。小時候不夠穩，有時候彈得好，有時候彈得不好，我好像也沒有太大的壓力，因為我知道我很努力練習了，剩下的就看看那天我的表現（或運氣？），只是沒有想到C 卻為我那麼緊張。她說當時很多同學羨慕我會彈鋼琴，但因為這獨奏，看到我所受到的壓力，反而慶幸自己不會彈琴。
我哼起玩具兵的旋律，有著樂聲的童年似乎就是不一樣，不管何時回頭看，總是快樂無憂的，如玩具兵的十六分音符，跳躍得過每一天，即使要面臨獨奏的壓力，也不覺得困難。可能因為C一直為我禱告，可能知道彈不好就再來一次，沒有什麼大不了。
看看時間，C 得趕火車回去接小襄了。我陪她走到火車站，想起小時候我們放學後一起走田埂回家，那時八歲的我們，也是這樣一路有說有笑；幾十年後，她陪我在火車站吃麵包等火車；到了現在，我送她到火車站，謝謝她來看我，她皺眉頭說這有什麼好道謝的，突然有些感傷地問當我們六十歲的時候，她還會來這樣看我嗎？她想都沒想，答道：『當然啊。』在車站上，看她走進月台，對即將來臨的未來，安心地知道有些東西不會改變。走回家的路上，想著玩具兵的音樂，也想再試試那音階，若有機會再彈一次，我知道絕對不可能會失敗，因為童年的音樂與笑聲，永遠永遠不會消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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